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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性价比”成了糊涂账

点击: 541 时间:2019-11-19 17:14:01 作者:索庄信息门户网 

作者:李晨阳

从今年5月初到8月底,不到4个月,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至少引进了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海南大学一次聘用了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国大学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热情一直存在争议。

支持者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取得了杰出的科研成果,而且拥有杰出的科学远见和科学资源。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对大学的教职员工、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都有很大好处。

反对者认为,近年来诺贝尔奖往往授予几十年前重要科技成果的创造者。获胜者通常年龄较大,大多数人都已经过了科技创新的顶峰。更重要的是,这些被大量聘用的诺贝尔奖得主大多不会在国内大学全职工作,有些人甚至只有“空职位”和“空头衔”。

然后,让我们试着计算一下将诺贝尔奖获得者引入中国大学的“成本效益”。

以最近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介绍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73岁。年龄最大的是200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哈拉尔·楚豪森(Harald Chul Hausen),现年83岁,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最年轻的是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莫索尔,57岁,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讲师。

国内大学引进的诺贝尔奖得主通常年龄较大,不是因为他们不欢迎正值壮年的获奖者,而是因为这样的候选人太少。

2016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布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奖者的年龄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这可能与近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和科研成果数量的急剧增加有关,也可能与一些成果获得奖励的“等待”时间相应延长有关。

83岁的Harald Chul Hausen在38岁时首次提出宫颈癌可能是由生殖器多瘤病毒引起的。81岁的野依良治被任命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名誉教授,42岁时成功合成了binap分子。这基本上符合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科学家的最佳研究年龄——一些人统计了1901年至199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发现他们的创作高峰期在25岁至50岁之间。

相同年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哈拉尔德·楚豪森(Harald Chul Hausen)的研究小组近年来保持了相对活跃的论文产出。自2019年以来,他参与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从2016年到2019年,野依良治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汇聚和整合我们的知识以维持人类"的社论。

然而,即使是仍然“高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难说他们是依靠世界级研究小组的综合水平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个人实力。整个团队是蒸蒸日上,还是项目负责人是匹老马。

鉴于国内绝大多数高校都是自己介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不是邀请整个团队参与进来,这一问题应该得到认真考虑和明确认定。

看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不难发现“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和“杰出教授”这几个词经常出现。这些“x x教授”的头衔通常是大学授予在学术界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荣誉头衔,而且通常没有合同限制。即使是合同性质的,其中许多缺乏实质性的约束措施。换句话说,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某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名誉教授”或“杰出教授”,往往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缺乏制度保障来规定他们应该为大学履行什么义务。

然而,近年来,一些大学也与时俱进,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提供了一些创新的职位。例如,海南大学今年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后,聘请了四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委员会成员。据悉,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为海南大学制定和实现各项战略目标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海南大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和支持。

山东大学迄今已经聘请了至少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兼职讲师”。在学校的相关文件中,明确了该岗位的职责包括:指导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显著提升学科排名;指导和帮助本学科优秀人才获得国家科学研究奖;指导和帮助团队成员入选国家重点人才项目等。

引进高端国际人才并有一个明确的“雇用”人的目标是件好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多才多艺的”。

例如,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 levitt)也是浙江大学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复旦大学名誉教授。艾伦·西查诺夫与中国有着更深的联系。他不仅担任西华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名誉教授,还是首位领导中国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从2015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筹备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执行副院长。

我想知道这些“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科学家是否还有精力仔细装饰每个篮子。

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来中国做全职教授吗?还有一些。

2010年,因发现艾滋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全职教授,并带领他的研究团队集体安顿下来。当时,有报道称上海交通大学将成立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然而,从那以后,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研究所。根据学术网站上的查询,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与上海交通大学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在2011年发表,2013年后将不会有新的产出。

2018年,吕克·蒙塔尼与新成立的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吕克·蒙塔尼实验室”。报告称,“该实验室将是吕克·蒙塔尼在其祖国法国之外的第一个外国实验室”。我想知道这里提到的“第一个”是否已经考虑到多年前的“蒙塔格尼生物医学研究所”?

那么,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像人们猜测的那样昂贵吗?从现有的有限信息来看,不同机构和不同引进方式之间的差距仍然相当大。

据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计划到2020年引进不少于10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科学家。合格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到深圳建立实验室时,可以获得高达1亿元的建筑援助。

山东大学宣布兼职讲师的工资为“在职期间10万元/年岗位津贴;在职期间,将根据学科特点为科研活动提供6万元

事实上,无论是6万还是1亿,高校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等高端人才的目标最终都是为了提高科研水平,建设学科团队,培养高素质人才,扩大社会影响力。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没有人能说这笔钱被不公正地花掉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介绍”、“雇用”和“进入”时,都有宣传、掌声和生动的场面。在过去几年里,人们一直对这些措施取得的成果和效果保持沉默。

如果没有后续的产出报告,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成本效益”的引入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混乱。

希望在未来,所有这些在中国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做出与诺贝尔奖背景相称的贡献,这样所有这些关于“成本效益”的争议将变成一个暂时的笑话。(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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